提出對第三者問罪的法學專家們開出的藥方，在于想要以"苛政猛于虎"的立法來治道德虛無的病，想要以一劑猛藥來治療這個時代普遍罹患的"第三者人格"病，但這顯然并不理智，甚至足以引發(fā)更加強烈的反彈和反抗，對于患了道德虛無癥的群體來說，最不怕的，第一是輿論，其次是各種在他們看起來仍然劃算的"懲戒"。

相對于中國社會的價值混亂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已經日漸清晰的做法實在值得借鑒。譬如，當中國人明明嫁給錢時，她們往往不好意思說自己看中了錢，甚至不好意思簽婚前協(xié)議，一定要信誓旦旦彼此是情深似海；當婚姻破產或戀愛崩盤的時候，他們又往往由于缺乏契約精神而發(fā)生了災難般的混戰(zhàn)，這個時候，各種利益爭奪戰(zhàn)連法學專家也束手無策了，過錯方認定困難，法院判決取證繁瑣，總之，如果公民自身缺乏契約精神和協(xié)商能力，那么，兩百萬或兩千萬價碼的糾紛--這種災難性的悲劇就會重復上演。

至于他們口中所謂的愛，成為了這些災難中"被侮辱與被損害的"，早已蕩然無存；愛，本來是一門藝術，需要的是人格尊嚴的對等和靈魂力量的匹配，那些哭哭啼啼、嘈嘈嚷嚷的男男女女們，哪里是在造就愛呢？讓愛情的歸愛情，契約的歸契約，經濟的歸經濟，法律的歸法律，恐怕是一條合適的路徑。但，這個時代的"愛無能"病，終究也還得愛來醫(yī)治，而不是高懸的立法之劍。